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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之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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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 飘荡到天津时,正值秋季,北方的秋季跟南方的冬季相差不远,很是寒冷。我是前一天晚上在北京上的火车,路上只花了十来块钱的车费,可尽管如此,我的口袋里还是只剩了四块钱,正因为如此的少,我才至今不忘。

    从早到晚,时间在无数次的辱骂和白眼间流逝,愰愰惚惚中,我在天津就过了一天。直到夜深人静,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让我落脚的工作,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也没有,人家嫌我的个小,且不会说本地话。走在大街上,空荡的背囊也变得分外沉重,和着世人的无情,一起压在我的身上,不堪重负。

    在一个大排档前,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里面,无忧无虑地喝酒聊天,心里实在羡慕。自己也十分口渴,便花二块钱买了瓶劣质啤酒,独自坐在角落里,闷闷地喝着,心里升起的是浓浓的思愁,无比孤独。没人会在乎我的感受,没人会在意我在想什么,我就这样坐在那里,想了很多、很久,然后默默地离开。

    我漫无目的地走着,四周的黑暗笼罩着一切,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,也明白了自己的微不足道。在这样的时候,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变得无所谓,心里的情绪已主宰着一切。没钱又能怎样,没地方落脚又能怎样,都不愿去想,感觉里全是内心的孤独和失落。

    望着前方朦胧的灯光,不自觉地朝那里走去,因为我知道,就算是露宿街头,也是要被人盘查的。作为我这样一个‘三无’人员,恐怕是经受不了那些‘询问’,而在黑暗不繁华的地界,往往比较安全。

    当接近那整条街看起来唯一还显得亮着的光线时,我猛然看到一张写着“招杂工”的红纸。就是这样一张红纸,让我免去了寒冷的侵袭,有了一个归宿,有了温暖和希望,它拯救了我。也就是在这个餐厅里,我度过了在天津的所有岁月,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至交。

    他叫松,来自甘肃,高高的个儿,黑黑的皮肤,留着短寸,性格幽默、开朗且乐于助人。他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,只要他开口,总有我们乐的。我很快就与他相识,并成为朋友。

    我们一起工作、吃饭和睡觉,一起到外面去玩。在外面玩的时候,我会羡慕那些城里人,我始终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,而我们却显得格格不入。我和松常常就一起穿着破烂且油腻的衣服去逛商场,保安不让我们进,嫌我们脏。在大街上偶尔看到谈恋爱的同龄人亲亲我我,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,那是忌妒。在这个城市里,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形单影只,才会没人爱。佝偻着身子走在大街上,简直和乞丐没什么两样,或许在别人的眼里,我们就是可怜的乞丐。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,在天津似乎并不多见;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只有我和松才是外地人,其余的都不像,因为我们最纯、最真。

    记得有一天晚上,我和松去喝酒,结果回去晚了,在路上被夜警逮个正着,看来果然是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”警察叔叔开始的意思是:我们两人必须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做很苦的活,每天中午才有饭吃,而且还很少。然后每天挣几毛钱,待凑足回家的路费后便把我们遣送回家。

    干苦活我们倒不怕,怕的就是后面那句话,把我们送回去。这是我们心中最为敏感的软肋,要知道我们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,特别是用那种的方式回家,我们无法面对。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,松发挥了他的专长,开始和两位警察叔叔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,边讲边殷勤地递烟。开始对方的口气还比较坚决,可后来不知是在松的感化下,还是本身在吓唬我们,他们居然妥协了!代价是:在三点钟之前,每人交二百块罚款,即可拍屁股走人。

    我俩搜遍了全身,最后只找出四十来块钱,对方脸露鄙态,唏嘘不已。无奈,松说只能回去向工友借。这个建议最后也得到了对方的同意,原因是看我们实在可怜,放我们一马,只要能借到钱,但只能一个人回去。

    松回去了,不久就回来了,说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,只借到三十来块钱,和刚才自己的那点钱凑在一起也不过八十多一点。对方依然不懈一顾,理由是给了你们机会,你们就要好好把握,不然就得去吃苦受罪。实在没有办法,老板的手机半夜里又打不通,松不得已再次回去借,对方似乎并不怎么干预,看来他们只在乎钱,而并不在乎像我们这样一文不值的人。

    在松第二次回去借钱之前,我告诉他说不要再回来了,在这种时候,能走一个是一个。问他明白没有,他轻轻地点了点头,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渐去渐远,我心里有些悲壮,为自己的不幸,也为刚才的‘壮举’。

    不久松就回来了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他没能多借到一分钱,还跟别人吵了一架。我没有多说一句话,心里剩下的只是感动,为这朴质的友情,为这坚定的义气。

    事后巡警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带我们去那个神秘的地方,而是要了那八十多块钱,大概在他们看来,我们连那八十多块钱都不如吧!路上我问他怎么那么傻,没钱还跑回来。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是觉得一定要回来,没有想别的。听了这句话,我拍了拍他的手臂,一路无语。此后我便把我们的关系从‘朋友’提升到‘至交’。后面的日子我们就这样一直艰辛而又愉快地过着,因为彼此的给予。

    直到有一天,松因为和客人争吵了几句,晚上关门后被老板叫到黑暗处训话,回来时已是满脸泪水。问他怎么样,也不说话,只一个劲地摇头。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,只有等他平静下来再说。

    那天我们聊了一个晚上,他说老板至少扇了他二十多个耳光,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哭,他哭的是自己,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。我问他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工,来受这样的罪,难道在家里就真的没有其它出路了吗?他说不是。我说那你怎么还要来,他说他来不是为了寻求出路,而是为了一个女孩,一个相爱过的女孩。

    听到这些话,我感到很惊讶。怎么也看不出来平时一个爱说爱笑的人竟有这么深的心事,我突然觉得自己了解他太少了,便就这个话题和他聊了很久,也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隐痛。

    他说他读中专时认识了那个女孩,用他的话说,女孩很美、很善良,他很快就爱上了她。暗恋的滋味太苦涩了,他无法忍受,最终他鼓足勇气向那个女孩表白,不料女孩对他也有好感,于是两人就热恋起来了,那时他感觉他真的太幸福了。可天公不作美,不久女孩的家里发生了变故,好像是说父亲瘫痪了还是怎么着,我已记不大清楚了,想必就是这样吧!来得很突然,女孩难以承受,也让他措手不及。他一定要帮她,他想,然而他家的经济也是拮据得很,他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也于事无补,他无能为力。后来呢?女孩无奈去了外地打工,不辞而别,这让他很伤心,因为曾经的相爱;他不甘心,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她,他已无法独自去面对生活。他一定要找到她问个明白,问她到底爱不爱他。若爱,他立马和她成亲,不顾一切,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她的家庭,那怕放弃所有的理想,那怕因此而忙碌一生。经过无数次的打听,终于得知她去的城市就是中国的首都——北京。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学业,开始了追寻的旅程。

    我问他那怎么会来天津呢?她不是在北京吗?他说他在西安买的就是到北京的票,可到北京时,他没有勇气下车,被北京的繁华和深沉。毕竟是第一次出门,而且是这么远的门,他真的不敢下车,他怕在这样大的都市里迷失自己。于是就补了到天津的票,他想在天津站住脚后,有了经验后,有了一定的钱后,再去北京开始他的追寻。

    我说万一她说不爱呢?你怎么办?他良久没有答话,只是默默地抽着烟,烟气迷漫了整个房间。直到烟头那本来就微弱的火光已不能再燃烧时,才低沉地说了声‘不知道’。然后我们相对无语。

    在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里,我想了许多自己的事,包括自己怎么也会来这里。想着想着,便不自觉地说了出来。我说我之所以来这么远的地方,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信念,我热爱自由,我要逃避所有的束缚,去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,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,哪怕这个生活是苦涩的甚至残酷的!都无所谓。我说我没有谈过恋爱,很多时候我都期待爱情的到来,可当爱情真的如期而至时,我又会莫名其妙地躲开,躲得远远的,直到谁也看不见。我说我一直在流浪中寻找着什么,可能是理想,也有可能是爱情,是一种我怎么也想不出摸不到的东西,有时觉得它就近在眼前,却又看不清楚它的样子。我说我生活得很茫然,而且很累。

    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这次的促膝长谈竟会是我俩离别的预兆。快过年时,我突然很想家,于是向老板提出要回家。老板自然不愿让我走,原因是我干得还不错,而他待我也不薄。他对我是不薄,可正因为如此,越是让我想起他打松那二十几个耳光时的残忍,这是我不能忍受的,我归心似箭!

    老板拗不过我,便放了我。几天来,我和松几乎无语,最后我要走了,他送我到车站,车子开动的一瞬间,我们挥手告别。我们没有哭,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已有了一个约定,一个不能反悔的约定,一个一辈子的约定。

    我跟他说,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,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,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里,我希望那时我们能在北京相见。地点就在天安门毛主席的头像下,时间是2008年8月8日早上8点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,不见不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