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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见过小孙叔叔吗？我好想他！”母亲对来找她的二姐说。
“他死了！”二姐说。
“不对，”母亲说，“他没死，他说了他会等我的，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一起。”
听着手机里好朋友的声音，仿佛有一扇窗户在我一片漆黑的心里打开。存放在里面的诸多问题和迷惑渐渐露出端倪。我首先看见母亲的身影，她还是那样走路，小心翼翼，生怕踩着地雷一样，背有些驼，头发有些散乱，她眼睛里充满企盼，等在野猫溪轮渡口跳板前，在不断朝下走的乘客中间搜寻我生父的身影。她忘掉我生父已去世，在她心里，他是不死的，他不会丢开她不管。那些日子，她生活在过去，她在房间里换衣服，照镜子，不满意，又换一件衣服。她在厨房里忙碌，准备饭菜，要请小孙来家吃饭。隔一会儿走到阳台上去看街上，等不到他，她拿起电话，要催他不要迟到。
母亲手中的电话被家人拿掉。家里没人时她会和小孙在电话里聊上数小时。
母亲如此做，他们当然受不了，母亲身上烙刻着一个红字，小妹妹就是通奸的结果。母亲带着这些符号外出，公然找小孙，与人说小孙。他们商量过后，决定要送她去养老院，可是我母亲到了那儿，不同意。她脑子突然异常清醒，说是要打电话给她最小的女儿。这一说法打消了他们的想法。
母亲夜夜做噩梦，凄厉地叫喊，“你不要走！”“天哪，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不要对妈妈这样！”她有时起床来，去搬沙发和桌子顶住屋门，说是红卫兵来了，来抓人。“岳芸你快点躲起来！”
“孩子他妈，你不要死！”她把叫醒她的五嫂当成翦伯伯的妻子，一把抱在怀里，泪如雨下。
更多时候，母亲尖叫，哭着哀求：“求求你，不要这样，你放了他！”有时，听不到她说什么，只有一声声惨叫。
也许只有一两个月，也许一年，甚至好几年，母亲都这样度过。
母亲开始到江边捡垃圾。遇到认识的人，母亲佯装不认识，把身子转过去，或把头上的草帽压低，遮住自己的脸。家里人知道母亲在捡垃圾，他们赶到江边，把她手里的网眼塑料袋子一脚踩在地上。
“吃不饱，啷个饿着你了？”母亲成了一个被儿女训斥的小孩子。
“完全不听说，妈老得没记性，把她架走。”
“不要，不要叫我走。”母亲看着几个人上来架她，吓坏了，连连后退。
他们停住了。母亲看着江上的轮船，自言自语：“日子真难过！现在江里菜叶子太少了，连个菜帮都没有。啷个办？”
“老颠东，这是啥子年代，不是那灾荒年了。”
母亲摇摇头，弯身拿起地上的网眼塑料袋子，把一个空玻璃瓶子放进去。
不，我无法接受，如同无法接受她的死讯一样。母亲的记忆停在过去那些难度过的日子里，现实生活里极端孤独，她才靠追述过去度日子。她最怕饿肚子，家里大小六个孩子没得吃的，就会生病，饿死。父亲有一阵子没回家了。她到父亲的轮船公司去问他的船什么时候回重庆，均没有消息。这都是她的心病。灾荒年之前，外婆到重庆，已是重病之人，就是缺食物营养才成那样，后来医治无效，撒手走了。乡下的一个个亲人，也因为没吃的，死了，城里的三姨和两个儿子先走，三姨夫从牢里出来找她帮助，她却爱莫能助，没多久，他就死在石板坡的公共厕所里。母亲怕呀，她成天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，省着自己那份粮食给孩子，瘦成皮包骨，只得把所有的孩子支出去捡能吃的东西，她自己也不例外。
母亲没有安全感，她内心充满矛盾，活在矛盾里。看到儿女们对她捡垃圾之事，如此憎恨，她也恐慌不已，不知该如何办。可是她一到天亮，就想走出去，到江边。年轻时母亲美貌如狐，开朗大胆，聪慧而心细，心里认定什么事就不会改变。母亲老了，变得懦弱胆怯，行为怪癖，经常一个人关着门哭泣、发呆，拒绝说话。
长久与这样一个老人在家里相处，谁都可能失去耐心。我可以想象那段日子，他们心里有多压抑，有多无奈。母亲的失忆——像他们咒骂的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也好，是故意折磨后人也好，母亲是存了心不接受现在时。她出走好几次，一次去找大姐，要她收留下她，她不能住在六号院子那儿，那儿的人对她像法西斯。大姐留她下来，一天不到，就受不了母亲说到小孙。母亲那时候毫无保留地谈到自己多么爱他，结果是她被大姐赶出来。她对五哥诉苦，会弄得一家鸡犬不宁；告诉二姐呢，二姐只会指责她不会做老，绝不帮助改变现状；三哥三嫂听之任之，不想管。幺舅一直生母亲的气，认为母亲从小宠坏大姐，造成大姐对幺舅妈那般伤害行为，让他失去妻子。
母亲去找到莫孃孃，莫孃孃留下她，可是母亲觉得给莫孃孃添麻烦，那两个儿媳妇口里没说，长住的话，心里不会乐意，母亲坚决要走。母亲可能还去找了好几个从前的朋友，比如守礼的母亲，但她是要强之人，不肯给外人添麻烦。于是她去了沙坪坝公园红卫兵墓地，母亲坐在翦伯伯的妻子坟前。有叫卖菊花的小贩路过，母亲买了小贩的篓里所有菊花，放在坟前。风吹过，整个墓地充满菊花的芳香，她想念翦伯伯。后来还是决定找自己的儿女。可是小姐姐远在英国伦敦，小女儿远在北京，她不能找，能找的都不可能容忍她谈小孙，做那种抱着临死之人的噩梦，到江边捡垃圾。
母亲最后一次是去看父亲的坟，她在坟前哭了，说：“老头子，你不该走，你走了我好孤独。”母亲可能也去找我生父的坟，可是她知道生父的农村妻子不会让她看，那就远远地隔着山坡看生父。她坐汽车长途站下了站，最后在长江大桥上迷了路，她望着脚下的滔滔江水，在桥上走来走去，最后抓住栏杆，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失声哭了起来。
天黑时被好心的清洁工看到，她从桥这头清扫到桥另一头，发现母亲神情不对劲，就穿过桥来。清洁工送母亲到野猫溪轮渡口，直到母亲识路了，仍陪着母亲到家里。她直肠子直说，把一屋子闻讯找不到母亲的人训斥一顿。这人走后，母亲被屋里所有的人臭骂，用词之难听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母亲从那之后再也未去寻找一个庇护之处了。她死心了。也许，她站在长江大桥上，看着不远处的家，重庆卷烟厂巨大的牌子很远都能看到。那是家吗？母亲摇摇头，她没有家，家在哪里？她想往下一跳，一了百了。
母亲没有那么做，母亲苟活下来。
Y记者去了江边垃圾山，与母亲推心置腹地说话，母亲间间断断说了好些事情。离开前她问母亲：“若是你的六女儿知道你捡垃圾，她会多么难过？”
“你千万不要告诉她。你千万不要把我带去公安局，我不捡就是了！”可是母亲马上自问，“可是肚子饿了怎么办？”
她本想如实写一天下来的收获，所有的报纸都追求新闻独家和发行量，竞争厉害。这个月不仅完成任务，还会得到奖金。这肯定是一个轰动性的报道，光看标题就够吓住人的：著名作家的母亲捡垃圾，过悲惨的晚年生活。过轮渡时，她脑子里全是我母亲惊慌恐惧的眼神，尤其是母亲回忆饥荒年那种颤抖的口气，她感到自己的心一阵绞痛，下船过跳板时，决定什么都不写。
第二次她路过南岸，顺路想去看母亲。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。邻居告诉她，母亲在医院，她从垃圾山摔下，摔伤了。
“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心，取舍应之于道，进退存之于礼。”这是我的好朋友与Y记者通电话时所说。她问：“你想要她的电话吗？”
我不说话。
她说，“你心里怎么想我都理解，知道吗，我一点也不愿意告诉你这些。我觉得自己是在你伤口上撒盐。所幸你母亲已走了，她受苦的灵魂终于解脱了。”
我看见了树，黄葛树最多，山峦隐在楼房后面，云隐在山后面，天异常阴沉，好些灰尘在风中飘舞，我看见人们在路上走或站着，墙边全是各式广告。
难怪莫孃孃会说，“我的老姐呀，你死得好苦好冤啊！”
那些事发生了，不由我做好准备，他们跨越时间和历史，所有的东西瞬间建立，烙印在我脑海。
我终于与她通完电话，她讲的关于母亲的事，几分真几分假，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进一步证实我回重庆这三天来所掌握的信息，母亲的晚年并非我之前看见的那样。我记不清最后我是怎么和她说话，我手握手机，大口喘气，足足过了两分钟，我感觉好受多了。我看见面前走过的人，有从商店走出来，有背着书包的小孩子，有牵手的母女，有叫卖咸菜的小贩。
我似乎走出了母亲火化后脑子一团糨糊的状态。
好了，让我重新整理一下思路。
母亲摔伤后，一直吃不下东西。那时我在意大利深山里写最后一部旧上海传奇故事。我接到二姐儿子的电子邮件，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答应我，她会吃东西，她有话要对我说。
可是等到我飞回重庆，母亲见了我，什么都没说。母亲跟我是多么像，因为担心我知道详情，会不安、不快乐。我呢，什么也不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。母亲在我小时，我受了欺负带我出走，到力光幺爸家，隔墙就是动物园，传来老虎的叫声，我害怕极了。母亲说，“放心吧，我的乖女儿，有我在，就有你在！”
我在，可是母亲不在了。
人人都知道的事实，就是我被蒙在鼓中。十八岁以前，关于我的身世，是如此，现在关于母亲的晚年，是如此。我对他人的愤怒远不如对自己的厌恶和憎恨，我恨不得立刻抹了脖子。